6月26日刚刚睡醒，便从网络上得知迈克尔·杰克逊去世的消息。我跟这个男人并不熟，甚至没有完整地听过一张他的一张专辑。最近一次看到关于他的新闻，应该是在去年的一期《外滩画报》上。那时候他还在说着要复出、要准备世界巡回演唱会，就在他50岁的时候。

可事实是，50岁的迈克尔·杰克逊忽然之间去了天堂。如果那里是他复出演唱会的第一站，下一站会是哪里呢？我不得而知。毕竟我跟这个男人并不熟，即使朱天文在《荒人手记》里也写到过他。可我只是知道他被媒体曝光出来的一些“丑闻”、知道他踏着月球舞步开启了MTV世代、知道他曾经是个黑人、还整过鼻子，我亦仅仅是知道而已，甚至没有完整地听过他的一张专辑。

所以，我没有哭。就像两年前收到杨德昌去世短信的那个下午一样。尽管那时候我已经看过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一一》，并且深信小四就是从前的自己，等我步入中年也就成了NJ；而“人生如果从头再来一次，或许真的没有必要”。

我几乎找来了杨德昌的所有影碟，算上永不可能的《追风》，亦不过8部半。我开始留意关于杨德昌的新闻报道，他的理工科背景，他和蔡琴并不完美的婚姻，他跟侯孝贤、吴念真等人的交往，他的理想与遗憾……我一遍一遍地听着蔡琴的那首《给电影人的情书》，甚至一厢情愿地以为那原本就是唱给杨德昌的，否则又怎会唱得那样动情？所有人都在说，这是一个大师陨落的时代，就在两年前的6月29日。

是啊是啊，这个大师陨落的时代啊！张国荣跟梅艳芳带走了香港娱乐圈最好的时代；杨德昌带走了台湾电影最令人兴奋的时代；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带走了现代派电影最辉煌的时代；谢晋带走了中国电影永远无法忘记的时代……我们不停地在跟时代道别，却常常不知道究竟是我们告别了时代还是，时代抛弃了我们？！

或许我的错误在于，我根本就不应该用“时代”来练习造句。而该如艾青在《吹号者》里写的那样，“在时代安排给我们的/也是自己预定给自己的/生命之终极的日子里/我们没有一个不是以圣洁的意志/准备着获取在战斗中死去的光荣啊！”

所以，再一次的，我没有哭。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梦，是他人以身外身、做的梦中梦。而我依然期待着终于流泪的那一刻——在“时代安排给我们的，也是自己预定给自己的”生命里——即使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梦都碎了、人都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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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闲来无聊做了一张HKFILM100的poster，大家可以关注下，特别是在香港电影人北上的语境下。

关于香港电影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和我聊下，如果你也无聊的话。

过阵子或许再放几篇香港电影的文章上来。那么就先这样子吧，各位夏安。

电影节进程过半，影迷兼网友继续交流着各自心酸。“上海电影节伤害了我”是一个挺不错的句子，可以作为我们倾诉的开头。特别是当你体会到“上海”与“伤害”的抑扬顿挫之后，这个句子显得格外有魅力。

然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电影节也不能光走走红地毯、聊聊心酸就完事。电影节里、电影院外，大家伙可以干的事情其实很多。比如“大师讲堂”、“主题论坛”、“电影大师班”、“电影圆桌”什么的，放眼望去，也算得上是花色繁多、种类齐全了。

今年的“圆桌”就很阔气地摆出了四张。其中一张给了女导演，名曰“另一种目光”；还有一张呢，给了亚洲新人，大家一起来观望，年轻力量们在“市场与独立”中的迷路与出路。

女 导演们的圆桌，请来了河濑直美、尹丽川、姚树华、俞飞鸿跟刘伽茵。主持人之一是，刚刚通过《二十四城记》感悟到女性跟男性有着很大不同的贾樟柯。可以想见 大家在桌上的谈笑风生，一定是相当有趣。顺便说一句题外话，尹丽川这次带来了她的第二部作品，《牛郎织女》，比前一部《公园》要出色很多。

而 可惜的是，今年亚洲新人奖的竞赛影片，我几乎全部错过，就只好去看“国际学生短片展”来挽回损失。这一看不要紧，却把我吓了一跳。电影还未放映，影视文献 图书馆的放映厅就被学生观众填满，门口、过道都是人，就连空气也被年轻的荷尔蒙挤跑一半。现场找来的两位翻译主持，也是学生，穿着T恤、短裤在台上台下比划着，实在是叫人喜爱。

学生导演们坐在台上也没有一点不自在。捷克的托马斯·布莱纳，我们都喜欢他的《风筝》，尽管在交流提问时他一直不好意思地重复着，“excuse me，my English is poor”，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甚至更喜欢他了。还有罗马尼亚的《漫漫归路》，这部短片的美丽女主角竟然就是导演本人，对观众而言还有什么比这更妙的事情吗？——我是说，除了可以一口气看完这些学生短片以外。

印 度的《痣》有几分黑色电影风、又有几分荒诞；古巴的《死去的门多萨》融合了多种风格，既实验又俏皮；美国的《一天的工作》，老练而克制，仿佛是《撞车》或 者《巴别塔》的一小段高潮；法国的《灾难》则将灾难到来的瞬间放大成了一支舞蹈……还有四部动画短片，当时现场就震惊了。

相比起来，五部华语学生短片，也有亮点。台湾同胞的《晒棉被的好天气》，我私人颇为喜欢。这一日难得的好天气，年轻人正要举行婚礼，而阿嬷她只是等待着晒一床棉被。席雪晴的《秘密通道》也很出彩，藏语念出的旁白和梦幻般的情节，相信在不久以后就会成为引领潮流的搭配。……

而这些学生导演会不会在五年、十年后入坐电影殿堂里的某一张圆桌呢？如果可以，我是多么的希望，那张留待他日的圆桌，是在今次上海电影节上预定下来的啊。如此，当再回忆起这个六月，无尽的心酸之中，我们也能感到些许的欣慰。

■金爵影展之三

今天看到网上已经挂出“国际学生短片展”的奖项名单，补录如下：

·最佳创意奖：《大象》，英国，萨利·皮尔斯

·最佳动画奖：《蛋糕上的小樱桃》，英国，李慧彬

·评委会特别奖：《秘密通道》，中国，席雪晴

·最佳导演奖项：《菠萝颂》，古巴，拉米尔·凡诺·比亚埃斯古萨

·最佳影片奖：《一天的工作》，美国，罗杰弗·达沙尼

今次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执委会副秘书长唐丽君同志，在开幕式上讲：“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明星阵容将可以和柏林、威尼斯等电影节媲美”！很快，广大媒体纷纷达成共识。“上海电影节开幕星光灿烂，佳作汇集”。 “这是除第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之外——当年有休·杰克曼、吕克·贝松、真田广之等人到场——明星阵容最强的一次”……

再一次，我要对媒体的朋友表示出敬意，因为他们不仅可以写出漂亮的稿子，还拥有高人一等的视力跟体力。哈莉·贝瑞的戒指、周迅的奇异造型、范冰冰的桃红长裙自不在话下，一天赶20多场记者会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多亏有了他们，电影节上那些本与我们无缘的风光、佳话，得以在电视、报刊、网络上与我们相逢。分离的所指与能指，终于得到完美的统一。

于是，在车载电视上开开心心看完明星、大腕走过红地毯，公车到站，手攥电影票的乘客便一头钻进电影院。满心期待着，最好的时光在那里发生。

可电影院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提前订购的电影票竟与影院最终片单有出路。电影院不负责换票。由于“不对号入座”而发生争执。电影胶片出现问题导致推迟放映、甚至取消放映。现场字幕延时。……观众在电影院喊着，“我们要退票”！

那些冲着希区柯克、冲着新浪潮、冲着电影节而来的影迷，很快达成了共识——我们只是想看票上的那场电影，否则，“我们要退票”！

卖票的电影院，成了退票的电影院。看来，我们对电影院的认识需要与时俱进。

1948年，是我们认识电影院的关键一年。这一年，好莱坞片场垄断案在美利坚尘埃落定。从前的“摄制、发行、放映”三位一体模式被改写，各大电影公司不得不放弃其中一样权力。双方博弈的结果是，放弃电影放映权，这也就意味着，电影院从此脱离为一个独立的经营场所，成为电影工业链条上独立一环。这是美国。

1989年，意大利导演托纳多雷似乎让我们认识了欧洲的电影院，是他给了电影院取了一个名字，叫“天堂”。《天堂电影院》从此成为影迷们的向往所在，对于电影院的美丽幻想亦从此而来。……

可惜却是，中国观众基本上都是从书刊、碟片上认识电影院的。不管是美国、欧洲，就连香港电影，在我们这里其实也只是“香港录像带”而已。没错，我们确实有着成千上万的影迷，可我们真的拥有自己的电影院经验或者说电影院传统么？我不知道。当我们想借电影节的时机来补习电影院的功课，结果却换来了一场退票的共识。有点无奈呢。

不如，明年电影节大家带着笔记本和盗版碟去电影院好了。这大概是我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了。除非——

除非电影院下调参展影片票价（起码要设学生票）

除非电影院严格遵守排片表进行放映（起码要在变动发生前通知订票观众）

除非电影院确保所有胶片能够正常、准时放映（起码不能太离谱，或是随便找个理由搪塞）

除非电影院保证放完片尾所有字幕（这是对电影制作者和观众起码的尊重）

……

■金爵影展之二

六月的上海，我们像往年一样，等待着一场不痛不痒的电影节。她来的日子已经敲定，就在明天。尽管我们大都意兴阑珊，却有海宝为她接风洗尘。广场、弄堂、公车、地铁，这座城市的任意两点间，全是咱们家海宝。尽管无微不至常常给人十面埋伏的错觉，可这就是海宝的先入为主，也是海宝的待客之道呀——对谁都露一口白牙，用一截牙膏的姿态。

于是，将来时的世博会和进行时态的电影节，还未摆开擂台，便已分出了胜负。不折腾，颇和谐。没给我们瞧见一眼的热闹，还四两拨千斤地暗示出了这座叫上海的城市、更为重大的使命。

可惜哎，中国电影的中心果然不在上海。尽管30年代的左翼电影是从这里如火如荼燎原开，尽管40年代南下香港的老克拉给我们带回了王家卫跟关锦鹏，尽管50年代的美影厂里生出了找妈妈的蝌蚪和闹天宫的孙悟空……可纵使我们有100个“尽管”也不顶用啊！这就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事实。

看看今年电影节的海报吧，金爵酒杯干脆化作了一只“花瓶”，真是叫人哭笑不得。我们只好一起祝福她，早日修成张曼玉。

怀着一颗善良的心，我们来看今年电影节的片单。角逐金爵跟新人奖的选手们，自有评委会款待，而我们也一定不能把那些特别展映的电影给冷落了。希区柯克作品展、新浪潮作品展、丹尼·博尔作品展，保质保量！把这些电影放到一起，简直就是电影史啊。不是那个谁说过，“电影史从此分成了戈达尔之前与戈达尔之后”么。喏，咱全有。如果你想说这部电影史肯定是西方人编的、太帝国主义，别急，我们还有林权泽作品展呢；女同胞们也别悄悄出来散步了，伊莎贝尔·于佩尔的片子不也都来了么。

9天时间，25家沪上影院，700多部电影，每一块屏幕都是一段电影史、一部电影教科书。当然，前提是你有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钱。可如果你一点儿都不想去电影院，也用不着焦虑。干脆读一本与电影完全无关的书吧。《裂舌》就算了，我的建议是竹内好先生的《近代的超克》。你在这本书中会遇到这样的句子：“历史并非空虚的时间形式。如果没有无数为了自我确立而进行殊死搏斗的瞬间，不仅会失掉自我，而且也将失掉历史。”

而当我们弄明白了竹内好先生所说的“历史的瞬间”或曰“紧张的瞬间”，我们大概也就知道了电影史为什么会在新浪潮、在戈达尔处被分节、被改写；我们大约也就清楚了，今次电影节苦心编织成的一部优质的世界电影史，与我们自己的电影是多么的无关。可这就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事实。

事实上，偶尔我也幻想着，如果能在某个五月路过戛纳……最好是在柏林过完了整个春天，接着一路往南。先绕经巴黎，尔后在五月路过戛纳。夏天快结束的时候，便可动身前往威尼斯……而如果时间充裕，我还要去一次西西里，见见玛莲娜。在那阳光晃眼的海边，或许我会对玛莲娜聊起我的焦虑……然后告诉她，千万别去上海，起码，不要在六月。

■金爵影展之一

猜猜看，谁还在读《资本论》？答案是，日本人。

去年岁末年初，《资本论》不仅登上了日本各大书店畅销榜，还被年轻白领们装进了手提包。只不过，东京地铁里人手一册的，并不是马克思同志的《资本论》，他们读的是漫画版。

妈的，果然是日本人干的事情！厚厚四大卷书，硬是在他们的“缩小意识”下变成了薄薄一本，而且还是漫画！眼看着指引世界人民道路的深奥理论变作浅显易懂的故事，日本读者大概也跟我们一样好奇，首印2万5千册竟然在10天内就售罄，简直是化神奇为神奇嘛。

不知道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里画出一个故事，跟我们的陆川拍《南京》有多少异同。只是这个漫画情节实在挺简单——19世纪的一家奶酪厂里，资本家罗宾从不接受父亲的“乌托邦”思想，却也常常在追求暴利与怜悯工人之间难以选择、饱受折磨，随着全球经济萧条期的到来，奶酪厂最终陷入困境——俨然是一小段狄更斯。

既然在漫画里面，马克思的《资本论》已然成了一块“奶酪”，日本人动得，中国人当然也要想想法子。这不，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总经理杨绍林已经开始密谋了，要搞一个话剧版的《资本论》。导演是排过《武林外传》、《鹿鼎记》的何念，原著就是马克思。带着誓将漫画版比下去的决心，何念对关心话剧版的记者们讲，他会“引入时下流行的漫画、音乐剧甚或拉斯维加斯的舞台秀等艺术元素，来打造一台具知识性、趣味性和时尚性于一身的‘好玩’话剧《资本论》”。

话剧版的《资本论》！这可是在中国左翼戏剧运动最高潮的时期都没有过的呀，更别提拉斯维加斯舞台秀了。但愿何念能够顶住社会各界的舆论压力，将《资本论》排好，争取能从上海出发巡回演出，一直演到拉斯维加斯。最好呢，是像王家卫拍金庸，十年后再整个终极版来唏嘘一番。

其实，如果不是爱森斯坦放弃，我们或许早就看到电影版的《资本论》了。当年拍摄《战舰波将金号》的爱森斯坦开创了苏联蒙太奇电影派，既成为世界电影史的一座里程碑、更是一块奠基石。

电影史是这样记载的，“在对立冲突的蒙太奇中，爱森斯坦遇见了一种‘理性’电影的可能性。这种电影并不试图讲述一个故事，而意在传达一个抽象的理念，恰如一篇论文或一篇政治宣言所能做的那样。他甚至梦寐以求拍摄马克思的《资本论》，通过影像和剪辑（而不是口头语言）创造思想。他的一些电影就向这种理性电影的拍摄目标迈出了第一步。”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爱森斯坦毕竟没能拍出《资本论》，尽管他为这部电影的筹拍撰写了大量的导演阐释和笔记。《资本论》从没有出现在胶片上，而后来者如戈达尔，亦未曾动过这块奶酪。

而人民作家老舍先生，同样也没有动过这块奶酪，但他写了《骆驼祥子》。讲到高妈时，老舍先生写了这么一段话：“资本有大小，主义是一样，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象一个极细极大的筛子，一点一点的从上面往下筛钱，越往下钱越少；同时，也往下筛主义，可是上下一边儿多，因为主义不象钱那样怕筛眼小，它是无形体的，随便由什么极小的孔中也能溜下来。”

你瞧，资本主义的漫画也好，社会主义的话剧也罢……如今不同版本的《资本论》，不也像是被筛子给筛过的？可到底是哪一把筛子呢，反正我是说不清的。然而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其实还在于，被筛过的《资本论》，到现在既是主义又是资本了——甚至连我们自己也都成了《资本论》里的一些只言片语——筛出来的结果当然跟从前葛兰西、阿尔都塞筛马克思不同……

前几天，在画廊看见马清运的一件装置作品，是将一个房屋形状的五边形倒置在一个小等边三角形之上。倾斜、不对等的结构，使整件作品仿佛随时都会塌下来。马清运想用这件作品表达“人民渴求安稳与房地产发展泡沫之间的博弈”，他因而称这件作品为广夏亭，出自杜甫的诗句，与《资本论》沾不上边。可我却分明读到——“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变成一个可感觉又超感觉的物了。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烈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的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这两句断章取义的话，来自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商品和货币。我只是碰巧地读到它们，就像我碰巧看到这件广夏亭。

韩国电影最让人兴奋的时候，现在想起来，应该是在卢武铉时代。

卢武铉当上了韩国总统，潘基文接过联合国秘书长的椅子，曾经的“汉城”市长李明博也摇身一变、成了“首尔”市长。可惜天下大事太多，南韩经济持续增长几个百分比也好、北朝是否要建经济特区也罢，老百姓大概是关心不过来的。对我们而言，只要有三星的滑盖手机、只要有韩国电影，也就足够了。

于是，在2002年的戛纳电影节上，我们看着林权泽的《醉画仙》拿下最佳导演；没过多久，威尼斯方面也传来了消息，李沧东的《绿洲》又把最佳导演奖给摘走啦。一夜之间，韩流袭来。我们去碟店买盗版，会在第一时间问老板，金基德有没有，朴赞郁、许秦豪呢？俨然是影迷跟片商的接头暗号。韩国电影为什么好看，大家也在私下偷偷交流：《美人》的尺度好大哦、《老男孩》真是血腥暴力、《汉江怪物》一点也不比好莱坞大片差啊，甚至连《春逝》里的寻常无奇、《空房间》的沉闷无聊也都成了韩国电影的好之所在。就连卢武铉也要到电影院去看《王的男人》，并夸奖说，“很有想象力”。

韩国总统跟电影的亲密接触，早在金大中时代就已经有过了。1999年韩国电影界人士无论男女老幼，皆剃光头以捍卫本土电影配额，这场传奇性“光头运动”的结果是政府不得不出面和解。其实金大中在当年的竞选纲领中就曾许诺过会“以强制手段来保证韩国国产电影在上映档期上的配额”。随后，分级制取代了电影剪阅制，受到极力扶持的釜山电影节也一跃成为亚洲第二大国际影展，韩国电影自然亦开花结果、枝繁叶茂起来。最起码是，看上去挺美的。事实上，从《JSA共同警备区》在票房上打败《泰坦尼克号》的那一刻起，韩国电影好像就天然地跟“要本土不要好莱坞”、“要保护不要霸权”的口号联系在了一起。可是，总统们的电影政策也只不过是经济、政治的晴雨表、斡旋地，总统们的心里面也藏着一套自己的电影学啊。

当美国跟韩国坐到一起谈“韩美自由贸易区协定”，吃惯了汉堡薯条的美国人开口就讲了，好莱坞电影在韩国上映的配额是谈判的前提条件。就算卢武铉再怎么给美国人讲《王的男人》很有想象力，大概也无济于事。总统只好把韩国电影的上映天数减少一半，而且心态很坚决。结果韩国电影人企图再次成就传奇的集体抗议，被认定为，抗议无效。尽管卢武铉对北朝鲜的“阳光政策”，让我们看到了很多表现南北韩亲兄弟间生离死别的催泪影片。然而可以想见的是，在韩国电影上映期减半的政策下，我们接下来就只能看哥哥或弟弟单独登场了。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嘛。

2003年，李沧东在韩国文化界共同推举之下，成为为韩国文化部部长，是韩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导演身份出任文化部长的人；同年，卢武铉当选韩国总统，被称为韩国历史上少有的草根总统。一晃六年过去，在今年的戛纳海边，李沧东成为第一位进入戛纳评委会的韩国电影人，却听到卢武铉在金海峰坠崖自杀的消息。不知彼时李沧东的心里是怎样的感想，而李明博政府下的韩国电影又会走到何处？

希望我们等来的不总是只有哥哥没有弟弟，又或者是只有宽肩膀男人和窄心肠女人的电影。这是观众们的最低要求，绝不仅仅适用于韩国。

法国导演埃里克·侯麦出生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他的处女作则是诞生在二战停息后的1951年。与那个时代鼎鼎大名的戈达尔、特吕弗一样，侯麦也是新浪潮派的主将之一，甚至还曾主持《电影手册》长达七年。侯麦迄今为止已经拍了50多部电影，其中就包括那著名的“六个道德故事”和“四季的故事”……

然而多年以后，侯麦的晚辈，帕斯卡尔·博尼策将侯麦的经历和电影整理成书，标题竟是“也许并没有故事”！对于这样的总结，其实早在侯麦自己写给卓别林的文章里就已提到，侯麦讲，“事情越是平淡无奇，它产生的思想就越是微妙，越是千差万别”。无独有偶，类似的叙述我们在另一位侯导那里亦能见到。侯孝贤说，“世间并没有那么多阴暗和颓废，在整个变动的大时代里，生离死别变得那么天经地义不可选择，像河水涓涓细流……”，他且予之命名，“最好的时光”。

当电影、戏剧越来越多地去表现平淡无奇甚至是并没有故事的故事，我们的日常生活却出人意料地越来越戏剧化起来。——俯卧撑、躲猫猫、做噩梦甚至是过马路……竟然都巧妙地暗藏了一次“意外”死亡。还不止于此呢，日常生活的戏剧性往往还体现在死亡发生之后，例如一百码不是一百码，是七十码；改装车不是改装车，是原产车；逆道不是逆道，是正常行驶……这类我们早就心知肚明的说词实在太多了——可是，“台词和潜台词”正是日常戏剧学的核心之一；其他的核心还有包括“人物关系”：普罗百姓、富家子弟和国家机器是永远的主角，简直堪比好莱坞电影的经典人设。……

或许舞台上的戏剧和银幕下的生活真的已经难分彼此了。我们也无力再去争辩诸如艺术来源于生活抑或高于生活的命题。就像话剧《宝岛一村》的制作人王伟忠在陈文茜节目上开的那个玩笑：自己大学念的是新闻，毕业后转行做戏剧，其实也许并没有转行呢。

当年，先锋剧导演孟京辉翻排达里奥·福的剧本《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演员穿着囚服在台上一边跑来跑去一边叫喊着，“情况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理想都破灭了，我也不想活了。”可是，在文二西路斑马线上的谭卓们并没有叫喊，就已经早早地交出了生命。对他们而言，理想甚至还没来得及实现，但确实是都破灭了。

太平盛世里的我们似乎总是无法满足于平淡无奇的事情，总是渴望着能在最好的时光里遭遇戏剧性的时刻。只是当日常生活与戏剧性转折交叠到一起，当我们再次企图分清楚台上台下、戏里戏外，我们能够借助的标准和依据似乎已经悄悄改变了。——在戏里，我们常常能够盼来大团圆的结局，最起码，亦有一个结束和落幕的时候；而戏外，却不同。——我们的日常生活将永远继续下去，即使谭卓们已经提前退场，可他们的亲人和朋友，却没有。

而如果有可能，还请让戏剧的归戏剧、日常的归日常吧。

就在这个春天，菜场杂货摊上的回力篮球鞋脱销啦。高校背街不起眼的小店里呢，一双回力要卖45块钱——去年此时，明明不用30块就能买到。老板也诧异，这不起眼的球鞋，怎么就忽然成了年轻人的心头好？可是做买卖的光诧异当然不行，涨价半点不含糊，这跟职业道德无关，百分百符合商业规律。看来经济危机下的回力鞋，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于是，为了响应“09年春夏，我们都来穿飞跃回力”的豆瓣活动号召，各路文艺青年、时尚达人只好求助于网购。想象一下吧，送快递的师傅们骑着小摩托载着一双双回力鞋穿梭在一幢幢摩天大楼间，这画面确实很潮很后现代。不止于此，网购回力鞋还直接促进物流业发展，多渠道刺激了国民经济增长。

更厉害的还有呢，去年年底，北京三里屯Village甚至举办了一场叫做“回忆回力”的创意展，将回力鞋提升到艺术品的高度。据说策划方是业内知名互动传媒机构奥迈思（AMg LABS），老板是个新加坡人，而这次展览最重要的内容则是推出由奥迈思包装的新版回力鞋。与老版相比，看起来只是多加了一个鞋扣和一只玩偶的“奥氏回力”，标价竟然是388块，这还只是普通款呢——红、黄、黑色的特别限量款可要538块RMB！当然，奥氏官方的解释是“高价背后含有设计、推广、包装等智力价格”。换言之，“奥氏回力”绝不仅仅是一双球鞋！——不然我们的精灵王子奥兰多·布鲁姆也不会穿着一双飞跃鞋出现在时尚圣经般的《ELLE》上了，那可是经过法国设计师Patrice Bastian重新包装设计过的。

就像李奥·贝利告诉过我们的，每一支万宝路的背后其实都藏着一个美国西部牛仔的想象，那么对于一双回力鞋的想象又是什么呢？是80后一代人对于我们童年时光的追忆？抑或时尚达人对于中国复古风潮的追捧？好像是，又不全是。起码“奥氏回力”传递出来的信息不是这样。如果说“奥氏回力”的背后埋伏着一套完整的资本主义经济逻辑，所谓的“设计、推广、包装”用我们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翻译过来大约就能看到一层层的剩余价值未免太过夸张。但我们还是必须承认，这些想象毕竟全是来自他人的。不管他人是否一厢情愿，不管我们是否买账。

对我们而言，真正的回力想象或许应该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工人美学的一次悄悄复兴。而在重新开始流行起来的工人美学背后，则是那些曾经伴随我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国家一同成长起来的，应该被尊敬的，却一度为我们所忽略的，想要去遗忘的，很少再被提及的记忆和情绪。或许，这是后奥运时代的回力经济学，也可以是文艺青年和时尚达人们的“国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