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边，“风险，金融与现代化”的中欧峰会还没开完；那一边，就传来米高梅影业濒临破产的消息。

就像当年我们纳闷着——明明是讲猫和老鼠的动画片，为什么非要让一头狮子吼过两声才开场呢——而现在，“大得跨不了”的资本神话，也终于在我们的不解中渐成泡影。米高梅，米高梅，这个曾经的好莱坞八大电影公司之一，这个曾经为奥斯卡献上《宾虚》、在摄影棚拍出《出水芙蓉》《雨中曲》、在银幕上留下费雯·丽和加利·格兰特的电影公司——终于因为拿不出2000万美金的短期周转金，成了这一轮经济危机中的又一个牺牲品；而雄狮的吼声亦空剩回响。

替他人怀旧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更何况这个问题是经济危机。网易新闻的一组报道很有意思，“对米高梅而言，真正悲哀的并非它的死亡无法改变好莱坞的工业格局，而是连破产的新闻都只能沦为繁华的陪衬。维亚康姆、索尼、通用电气牢牢操控着全美娱乐业的大半壁江山，10个米高梅的覆亡都影响不了索尼和通用电气的生存，也动摇不了好莱坞的根本。”

在此时此刻的中国，好莱坞的花边和陪衬，当然也够不上咱们的版面。今天的《东方早报》将整整三个版面都留给了刚刚上市的“华谊兄弟”公司；《南方都市报》的娱乐头条则大写特写着即将上映的电影《风声》。要知道，《风声》正是华谊制造。而就在几天之前，同样是这些报纸，同样在这些版面上，我们看到的是《建国大业》。

网上不是已经有人献计献策了么，让中影集团收购米高梅；现在看来，如果真谈起收购，华谊公司也能尽份力。“建国大业”成就了中影大业，现在又吹来华谊大业的“风声”；国庆60年献礼片，献的当然不是银幕上数不过来的明星脸，银幕背后的故事大概才是关键所在。

这几年大家都在谈要建立中国的电影工业，现在好像有点眉目了，可接下来的担心是，会不会只顾工业（甚至都不是工业，只是商业）而没有电影了呢？如果说这是杞人忧天，那实在太好，似乎我们也不必在意今天米高梅，下一个是谁了……

01
去年发生过的事情，如今重新上演：看《变形金刚》,需要提前买票。

卖方市场的逻辑如此强大，想要反抗都不行。掏钱之后、看戏之前，我们只好靠电影花边来打发时间；比如上海之战被剪了多少，比如大黄蜂到底是不是gay。观众的注意力就这么被迅速转移开，万无一失；同时制造出“悬念”，一步步指向我们走进电影院的那一刻。

可当我们坐进黑屋子，顿时傻了眼，后悔已经来不及。“上海”在金刚的世界里基本就只剩下“进出口”三个字。高架旁边“M/B”的广告牌尽管是一晃而过，却还是赤裸裸地闪闪发光。第一集里擎天柱保护了地球人，第二集则是要证明地球人连外星人都可以打败。其实也不是什么地球人，说到底还是美国人——跟美女机器人在床上拿“经济危机”调情的美国人。

回来以后看网上评论，有哥们说《变形金刚》整个一好莱坞版《无极》。貌似有点道理。可为什么我们当年能够警惕陈凯歌，而如今却还是轻易上了迈克尔·贝的当呢？
当然《变形金刚》从表面看，不管怎样，都比《无极》要强：特技跟真人结合得天衣无缝，镜头运动在数码手段的支持下前所未有的自由，出人意料的想象力以及将其变为现实的行动力……《变心金刚》如此强大，以至于所到之处的观众只好缴械投降、掏钱买单。

在日本，东京都品川公园近日展出着一尊巨型高达模型。有媒体称“高达的这次高调亮相也可以看做是日本娱乐界针对美国电影《变形金刚2》席卷全球宣传的一次挑战，毕竟美国拍摄于1984年的《变形金刚》动画片中的机器人原型其实脱胎于日本1983年的机器人动画片”。可是拿高达大战汽车人，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所以依然会有很多外国游客误认为它是变形金刚中的某位。相当的黑色幽默啊。

那么中国呢？其实我们不是从小时候就在幻想着，孙悟空大战奥特曼、孙悟空大战汽车人么。想了这么多年，我依然相信，孙悟空肯定是最厉害的那个。只是他现在或许还被压在五指山下。

02
以行动跟电影院说再见。就像瞿恩跟立青说要“枪毙爱情”。我的觉悟当然还没到达那样的境界，所以离开电影院之后，接着回家看D版碟。

尔冬升的《新宿事件》千呼万唤，其实亦是他自己“枪毙爱情”的结果。当年他拍《色情男女》、拍《新不了情》，都是相当出色的爱情文艺片；近几年拿出《旺角黑夜》、《门徒》跟《新宿事件》，再一次叫人刮目相看。

如今香港电影人纷纷扬扬北上，尔冬升是依然按兵不动的几个之一。他的犹豫和定力，在《新宿事件》中亦可见一斑。新宿之所以成为一个事件，要我胡乱猜测的话，那肯定是因为它让人体会到了某种人群迁移的相似性：就像台湾的“宝岛一村”，也像如今的香港电影人北上。甚至跟新 疆人来内地求生存也有相通之处。

所以成龙大哥在电影里的高大全，我们可以理解，那是一种理想；吴彦祖的懦弱虚张，我们也必须接受，因为那就是现实。无意之中，我又把它给庸俗化了；这大概也是尔冬升的难处，比如电影的结局就多少让人不太舒服。片尾的那行字幕——“90年代初期，中国 偷 渡潮开始。随着经济起飞，千禧年后逐渐放缓”——充其量只能算作一个交代。时代所付出的代价，毕竟不是哪一个个人可以买单的。7·5作为一个事件同样如此。于是，成龙在电影里喊的那一句“团结”，我们也不能左耳进右耳出了。

都说陈可辛作为合拍片的一个方向，非常难得。他把现实投影到历史之中、将作者跟类型炼成一炉；其实看尔冬升，你会发现另外一种可能。特别在是结尾日本黑帮一起杀上来的时候，那种攻城掠池式的处理，将历史重新带回到现实，很有意思。

03
最近另外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在读卢卡奇《小说理论》的间隙里翻完了《侯孝贤电影讲座》。两本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书，其实是一脉相承，都在讲着“赋形”——小说也好，电影也好——的另外一种可能性。

然后，难题于我又出现了。难题很多，难题时常就会冒出来。而现在亦只好把难题当做常态，在一个如同19世纪的年代里，我们拥有的永远是最好的、也是最坏的。

是的。我们。

6月26日刚刚睡醒，便从网络上得知迈克尔·杰克逊去世的消息。我跟这个男人并不熟，甚至没有完整地听过一张他的一张专辑。最近一次看到关于他的新闻，应该是在去年的一期《外滩画报》上。那时候他还在说着要复出、要准备世界巡回演唱会，就在他50岁的时候。

可事实是，50岁的迈克尔·杰克逊忽然之间去了天堂。如果那里是他复出演唱会的第一站，下一站会是哪里呢？我不得而知。毕竟我跟这个男人并不熟，即使朱天文在《荒人手记》里也写到过他。可我只是知道他被媒体曝光出来的一些“丑闻”、知道他踏着月球舞步开启了MTV世代、知道他曾经是个黑人、还整过鼻子，我亦仅仅是知道而已，甚至没有完整地听过他的一张专辑。

所以，我没有哭。就像两年前收到杨德昌去世短信的那个下午一样。尽管那时候我已经看过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一一》，并且深信小四就是从前的自己，等我步入中年也就成了NJ；而“人生如果从头再来一次，或许真的没有必要”。

我几乎找来了杨德昌的所有影碟，算上永不可能的《追风》，亦不过8部半。我开始留意关于杨德昌的新闻报道，他的理工科背景，他和蔡琴并不完美的婚姻，他跟侯孝贤、吴念真等人的交往，他的理想与遗憾……我一遍一遍地听着蔡琴的那首《给电影人的情书》，甚至一厢情愿地以为那原本就是唱给杨德昌的，否则又怎会唱得那样动情？所有人都在说，这是一个大师陨落的时代，就在两年前的6月29日。

是啊是啊，这个大师陨落的时代啊！张国荣跟梅艳芳带走了香港娱乐圈最好的时代；杨德昌带走了台湾电影最令人兴奋的时代；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带走了现代派电影最辉煌的时代；谢晋带走了中国电影永远无法忘记的时代……我们不停地在跟时代道别，却常常不知道究竟是我们告别了时代还是，时代抛弃了我们？！

或许我的错误在于，我根本就不应该用“时代”来练习造句。而该如艾青在《吹号者》里写的那样，“在时代安排给我们的/也是自己预定给自己的/生命之终极的日子里/我们没有一个不是以圣洁的意志/准备着获取在战斗中死去的光荣啊！”

所以，再一次的，我没有哭。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梦，是他人以身外身、做的梦中梦。而我依然期待着终于流泪的那一刻——在“时代安排给我们的，也是自己预定给自己的”生命里——即使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梦都碎了、人都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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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闲来无聊做了一张HKFILM100的poster，大家可以关注下，特别是在香港电影人北上的语境下。

关于香港电影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和我聊下，如果你也无聊的话。

过阵子或许再放几篇香港电影的文章上来。那么就先这样子吧，各位夏安。

电影节进程过半，影迷兼网友继续交流着各自心酸。“上海电影节伤害了我”是一个挺不错的句子，可以作为我们倾诉的开头。特别是当你体会到“上海”与“伤害”的抑扬顿挫之后，这个句子显得格外有魅力。

然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电影节也不能光走走红地毯、聊聊心酸就完事。电影节里、电影院外，大家伙可以干的事情其实很多。比如“大师讲堂”、“主题论坛”、“电影大师班”、“电影圆桌”什么的，放眼望去，也算得上是花色繁多、种类齐全了。

今年的“圆桌”就很阔气地摆出了四张。其中一张给了女导演，名曰“另一种目光”；还有一张呢，给了亚洲新人，大家一起来观望，年轻力量们在“市场与独立”中的迷路与出路。

女 导演们的圆桌，请来了河濑直美、尹丽川、姚树华、俞飞鸿跟刘伽茵。主持人之一是，刚刚通过《二十四城记》感悟到女性跟男性有着很大不同的贾樟柯。可以想见 大家在桌上的谈笑风生，一定是相当有趣。顺便说一句题外话，尹丽川这次带来了她的第二部作品，《牛郎织女》，比前一部《公园》要出色很多。

而 可惜的是，今年亚洲新人奖的竞赛影片，我几乎全部错过，就只好去看“国际学生短片展”来挽回损失。这一看不要紧，却把我吓了一跳。电影还未放映，影视文献 图书馆的放映厅就被学生观众填满，门口、过道都是人，就连空气也被年轻的荷尔蒙挤跑一半。现场找来的两位翻译主持，也是学生，穿着T恤、短裤在台上台下比划着，实在是叫人喜爱。

学生导演们坐在台上也没有一点不自在。捷克的托马斯·布莱纳，我们都喜欢他的《风筝》，尽管在交流提问时他一直不好意思地重复着，“excuse me，my English is poor”，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甚至更喜欢他了。还有罗马尼亚的《漫漫归路》，这部短片的美丽女主角竟然就是导演本人，对观众而言还有什么比这更妙的事情吗？——我是说，除了可以一口气看完这些学生短片以外。

印 度的《痣》有几分黑色电影风、又有几分荒诞；古巴的《死去的门多萨》融合了多种风格，既实验又俏皮；美国的《一天的工作》，老练而克制，仿佛是《撞车》或 者《巴别塔》的一小段高潮；法国的《灾难》则将灾难到来的瞬间放大成了一支舞蹈……还有四部动画短片，当时现场就震惊了。

相比起来，五部华语学生短片，也有亮点。台湾同胞的《晒棉被的好天气》，我私人颇为喜欢。这一日难得的好天气，年轻人正要举行婚礼，而阿嬷她只是等待着晒一床棉被。席雪晴的《秘密通道》也很出彩，藏语念出的旁白和梦幻般的情节，相信在不久以后就会成为引领潮流的搭配。……

而这些学生导演会不会在五年、十年后入坐电影殿堂里的某一张圆桌呢？如果可以，我是多么的希望，那张留待他日的圆桌，是在今次上海电影节上预定下来的啊。如此，当再回忆起这个六月，无尽的心酸之中，我们也能感到些许的欣慰。

■金爵影展之三

今天看到网上已经挂出“国际学生短片展”的奖项名单，补录如下：

·最佳创意奖：《大象》，英国，萨利·皮尔斯

·最佳动画奖：《蛋糕上的小樱桃》，英国，李慧彬

·评委会特别奖：《秘密通道》，中国，席雪晴

·最佳导演奖项：《菠萝颂》，古巴，拉米尔·凡诺·比亚埃斯古萨

·最佳影片奖：《一天的工作》，美国，罗杰弗·达沙尼

今次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执委会副秘书长唐丽君同志，在开幕式上讲：“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明星阵容将可以和柏林、威尼斯等电影节媲美”！很快，广大媒体纷纷达成共识。“上海电影节开幕星光灿烂，佳作汇集”。 “这是除第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之外——当年有休·杰克曼、吕克·贝松、真田广之等人到场——明星阵容最强的一次”……

再一次，我要对媒体的朋友表示出敬意，因为他们不仅可以写出漂亮的稿子，还拥有高人一等的视力跟体力。哈莉·贝瑞的戒指、周迅的奇异造型、范冰冰的桃红长裙自不在话下，一天赶20多场记者会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多亏有了他们，电影节上那些本与我们无缘的风光、佳话，得以在电视、报刊、网络上与我们相逢。分离的所指与能指，终于得到完美的统一。

于是，在车载电视上开开心心看完明星、大腕走过红地毯，公车到站，手攥电影票的乘客便一头钻进电影院。满心期待着，最好的时光在那里发生。

可电影院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提前订购的电影票竟与影院最终片单有出路。电影院不负责换票。由于“不对号入座”而发生争执。电影胶片出现问题导致推迟放映、甚至取消放映。现场字幕延时。……观众在电影院喊着，“我们要退票”！

那些冲着希区柯克、冲着新浪潮、冲着电影节而来的影迷，很快达成了共识——我们只是想看票上的那场电影，否则，“我们要退票”！

卖票的电影院，成了退票的电影院。看来，我们对电影院的认识需要与时俱进。

1948年，是我们认识电影院的关键一年。这一年，好莱坞片场垄断案在美利坚尘埃落定。从前的“摄制、发行、放映”三位一体模式被改写，各大电影公司不得不放弃其中一样权力。双方博弈的结果是，放弃电影放映权，这也就意味着，电影院从此脱离为一个独立的经营场所，成为电影工业链条上独立一环。这是美国。

1989年，意大利导演托纳多雷似乎让我们认识了欧洲的电影院，是他给了电影院取了一个名字，叫“天堂”。《天堂电影院》从此成为影迷们的向往所在，对于电影院的美丽幻想亦从此而来。……

可惜却是，中国观众基本上都是从书刊、碟片上认识电影院的。不管是美国、欧洲，就连香港电影，在我们这里其实也只是“香港录像带”而已。没错，我们确实有着成千上万的影迷，可我们真的拥有自己的电影院经验或者说电影院传统么？我不知道。当我们想借电影节的时机来补习电影院的功课，结果却换来了一场退票的共识。有点无奈呢。

不如，明年电影节大家带着笔记本和盗版碟去电影院好了。这大概是我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了。除非——

除非电影院下调参展影片票价（起码要设学生票）

除非电影院严格遵守排片表进行放映（起码要在变动发生前通知订票观众）

除非电影院确保所有胶片能够正常、准时放映（起码不能太离谱，或是随便找个理由搪塞）

除非电影院保证放完片尾所有字幕（这是对电影制作者和观众起码的尊重）

……

■金爵影展之二

六月的上海，我们像往年一样，等待着一场不痛不痒的电影节。她来的日子已经敲定，就在明天。尽管我们大都意兴阑珊，却有海宝为她接风洗尘。广场、弄堂、公车、地铁，这座城市的任意两点间，全是咱们家海宝。尽管无微不至常常给人十面埋伏的错觉，可这就是海宝的先入为主，也是海宝的待客之道呀——对谁都露一口白牙，用一截牙膏的姿态。

于是，将来时的世博会和进行时态的电影节，还未摆开擂台，便已分出了胜负。不折腾，颇和谐。没给我们瞧见一眼的热闹，还四两拨千斤地暗示出了这座叫上海的城市、更为重大的使命。

可惜哎，中国电影的中心果然不在上海。尽管30年代的左翼电影是从这里如火如荼燎原开，尽管40年代南下香港的老克拉给我们带回了王家卫跟关锦鹏，尽管50年代的美影厂里生出了找妈妈的蝌蚪和闹天宫的孙悟空……可纵使我们有100个“尽管”也不顶用啊！这就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事实。

看看今年电影节的海报吧，金爵酒杯干脆化作了一只“花瓶”，真是叫人哭笑不得。我们只好一起祝福她，早日修成张曼玉。

怀着一颗善良的心，我们来看今年电影节的片单。角逐金爵跟新人奖的选手们，自有评委会款待，而我们也一定不能把那些特别展映的电影给冷落了。希区柯克作品展、新浪潮作品展、丹尼·博尔作品展，保质保量！把这些电影放到一起，简直就是电影史啊。不是那个谁说过，“电影史从此分成了戈达尔之前与戈达尔之后”么。喏，咱全有。如果你想说这部电影史肯定是西方人编的、太帝国主义，别急，我们还有林权泽作品展呢；女同胞们也别悄悄出来散步了，伊莎贝尔·于佩尔的片子不也都来了么。

9天时间，25家沪上影院，700多部电影，每一块屏幕都是一段电影史、一部电影教科书。当然，前提是你有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钱。可如果你一点儿都不想去电影院，也用不着焦虑。干脆读一本与电影完全无关的书吧。《裂舌》就算了，我的建议是竹内好先生的《近代的超克》。你在这本书中会遇到这样的句子：“历史并非空虚的时间形式。如果没有无数为了自我确立而进行殊死搏斗的瞬间，不仅会失掉自我，而且也将失掉历史。”

而当我们弄明白了竹内好先生所说的“历史的瞬间”或曰“紧张的瞬间”，我们大概也就知道了电影史为什么会在新浪潮、在戈达尔处被分节、被改写；我们大约也就清楚了，今次电影节苦心编织成的一部优质的世界电影史，与我们自己的电影是多么的无关。可这就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事实。

事实上，偶尔我也幻想着，如果能在某个五月路过戛纳……最好是在柏林过完了整个春天，接着一路往南。先绕经巴黎，尔后在五月路过戛纳。夏天快结束的时候，便可动身前往威尼斯……而如果时间充裕，我还要去一次西西里，见见玛莲娜。在那阳光晃眼的海边，或许我会对玛莲娜聊起我的焦虑……然后告诉她，千万别去上海，起码，不要在六月。

■金爵影展之一

猜猜看，谁还在读《资本论》？答案是，日本人。

去年岁末年初，《资本论》不仅登上了日本各大书店畅销榜，还被年轻白领们装进了手提包。只不过，东京地铁里人手一册的，并不是马克思同志的《资本论》，他们读的是漫画版。

妈的，果然是日本人干的事情！厚厚四大卷书，硬是在他们的“缩小意识”下变成了薄薄一本，而且还是漫画！眼看着指引世界人民道路的深奥理论变作浅显易懂的故事，日本读者大概也跟我们一样好奇，首印2万5千册竟然在10天内就售罄，简直是化神奇为神奇嘛。

不知道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里画出一个故事，跟我们的陆川拍《南京》有多少异同。只是这个漫画情节实在挺简单——19世纪的一家奶酪厂里，资本家罗宾从不接受父亲的“乌托邦”思想，却也常常在追求暴利与怜悯工人之间难以选择、饱受折磨，随着全球经济萧条期的到来，奶酪厂最终陷入困境——俨然是一小段狄更斯。

既然在漫画里面，马克思的《资本论》已然成了一块“奶酪”，日本人动得，中国人当然也要想想法子。这不，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总经理杨绍林已经开始密谋了，要搞一个话剧版的《资本论》。导演是排过《武林外传》、《鹿鼎记》的何念，原著就是马克思。带着誓将漫画版比下去的决心，何念对关心话剧版的记者们讲，他会“引入时下流行的漫画、音乐剧甚或拉斯维加斯的舞台秀等艺术元素，来打造一台具知识性、趣味性和时尚性于一身的‘好玩’话剧《资本论》”。

话剧版的《资本论》！这可是在中国左翼戏剧运动最高潮的时期都没有过的呀，更别提拉斯维加斯舞台秀了。但愿何念能够顶住社会各界的舆论压力，将《资本论》排好，争取能从上海出发巡回演出，一直演到拉斯维加斯。最好呢，是像王家卫拍金庸，十年后再整个终极版来唏嘘一番。

其实，如果不是爱森斯坦放弃，我们或许早就看到电影版的《资本论》了。当年拍摄《战舰波将金号》的爱森斯坦开创了苏联蒙太奇电影派，既成为世界电影史的一座里程碑、更是一块奠基石。

电影史是这样记载的，“在对立冲突的蒙太奇中，爱森斯坦遇见了一种‘理性’电影的可能性。这种电影并不试图讲述一个故事，而意在传达一个抽象的理念，恰如一篇论文或一篇政治宣言所能做的那样。他甚至梦寐以求拍摄马克思的《资本论》，通过影像和剪辑（而不是口头语言）创造思想。他的一些电影就向这种理性电影的拍摄目标迈出了第一步。”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爱森斯坦毕竟没能拍出《资本论》，尽管他为这部电影的筹拍撰写了大量的导演阐释和笔记。《资本论》从没有出现在胶片上，而后来者如戈达尔，亦未曾动过这块奶酪。

而人民作家老舍先生，同样也没有动过这块奶酪，但他写了《骆驼祥子》。讲到高妈时，老舍先生写了这么一段话：“资本有大小，主义是一样，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象一个极细极大的筛子，一点一点的从上面往下筛钱，越往下钱越少；同时，也往下筛主义，可是上下一边儿多，因为主义不象钱那样怕筛眼小，它是无形体的，随便由什么极小的孔中也能溜下来。”

你瞧，资本主义的漫画也好，社会主义的话剧也罢……如今不同版本的《资本论》，不也像是被筛子给筛过的？可到底是哪一把筛子呢，反正我是说不清的。然而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其实还在于，被筛过的《资本论》，到现在既是主义又是资本了——甚至连我们自己也都成了《资本论》里的一些只言片语——筛出来的结果当然跟从前葛兰西、阿尔都塞筛马克思不同……

前几天，在画廊看见马清运的一件装置作品，是将一个房屋形状的五边形倒置在一个小等边三角形之上。倾斜、不对等的结构，使整件作品仿佛随时都会塌下来。马清运想用这件作品表达“人民渴求安稳与房地产发展泡沫之间的博弈”，他因而称这件作品为广夏亭，出自杜甫的诗句，与《资本论》沾不上边。可我却分明读到——“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变成一个可感觉又超感觉的物了。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烈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的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这两句断章取义的话，来自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商品和货币。我只是碰巧地读到它们，就像我碰巧看到这件广夏亭。